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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一枫：我是北京人，这么说话比较顺畅，就用北京话写小说。北京作家有一个特点是书面语言和口语相对统一。这和很多地方的作家不一样，客观说是占了点便宜。因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所以口语能顺畅地变成书面语言。前辈作家老舍，后来的王朔、刘恒等也是用北京话写作，但每个作家各有分别。老舍用典雅的北京话写作，王朔的小说带着北京人的诙谐与反讽皇冠官方下载，刘恒的叙述语言则十分简洁。北京方言也有优缺点，优于表形，擅长说形象的事儿，弱于表意和抽象。用方言写作得有一个取长补短、相对改造的过程，现在的北京话也在变化发展中。

王雪瑛：您前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个性很执拗。如《地球之眼》的安小男，执着地对道德问题刨根问底；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中的陈金芳苦心经营，一心想留在北京出人头地；《借命而生》中的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逃犯皇冠官方下载，从青年到中年与之斗智斗勇；还有《特别能战斗》中的苗秀华，这些人物个性鲜明，带着时代性的叩问，都有追究到底不放弃的劲儿。您对这些人物的执拗是怎么看的？为什么会塑造这类人物？

石一枫：影视界有一种说法，“一根筋”的人物适合被塑造皇冠官方下载，像《秋菊打官司》中的秋菊就是“一根筋”的人物。执拗的人物更极端，带动的矛盾冲突更强，更有戏剧性，所以影视剧中会出现这类人物。长篇小说篇幅长，有很多塑造人物的方式和空间，更自由一些。我写“一根筋”式的人物，除了写人物执拗的性格之外，还要找到人物内心更丰富的地儿，他们内心的犹疑、矛盾，那种带着小毛边儿的想法。写出人物执拗的一面，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，不难。而写执拗的人，还能写出毛边儿来，这个更需要功夫。

王雪瑛：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写因火葬场司炉工的忙中出错，三户人家“抱错骨灰盒”的故事。在那豆找寻爷爷骨灰的主干故事里，串结起不同人物的过往人生经历与他们现在的生活处境，最终是一个圆满的结局……小说对理想主义的期待丰盈了现实主义的骨感。他们三代人身上都有理想主义，他们身上是否寄托了您的一些理想？这也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某种开拓吧。

石一枫：现实主义手法中肯定有理想主义的元素，完整的现实主义不是只写现实。优秀的现实主义包含着理想主义的因素。如《悲惨世界》中的冉·阿让，现实世界里不一定有这种人，他的身上有雨果的理想主义人格的投射。写一点理想人格，在某些人物身上寄托一点理想主义，这不算开拓，是现实主义的应有之义。我觉得，比起雨果这样的大师，我们做得都不够。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寄托。比如那豆的爷爷、那豆等，他们有家国情怀，有对职业操守的坚守，对人品道义的追求。这可以说是理想主义，但这种理想主义是从普通人身上提取出来的，并没有远离生活。

石一枫：我对小说创作的追求就是写出一个让大家喜欢读，读完之后有感想有思考的小说，又好看，又感人，又有一些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。我不会为了某个理念去写作，没必要把自己限制得太窄。我的创作兴趣是关注现实社会的问题、现实社会的进程皇冠官方下载，在关注之余，尽量把小说的艺术性完成得更好，这是一个作家的本分，我干这行要尽这行的本分。

石一枫：离满意还早着呢。我常常刚写完上一个就开始写下一个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将写作当成生活需要的人。我对小说的喜好，在于有没有写出对生活的新发现，那些发现往往各有价值，不单纯是文学意义上的。这个作品写互联网社会的形成，下一个作品就变成了城市的自我衍生和再造，很难说哪个更重要，只能说各有各的意思。小说的技术层面需要精益求精，那是作家的本分。

石一枫：没有人物肯定是写不了，我这种写法是以人物塑造为特点的。构思阶段先冒出来的东西不太固定，有时是人物，有时是事件，有时比较抽象，属于所谓“意味”。通常写一个长篇皇冠官方下载，这三个层面都得有，缺了哪块就得补哪块。补也不是说补就能补上，经常还得慢慢儿等，等待自己的想法成熟。总之是理性和感性结合的过程，也是冲动和耐心互补的过程。具体到《一日顶流》，刚开始我就想写一个人，谁都认识他皇冠官方下载，他受不了众人的目光皇冠官方下载，就想躲，跑到岛上和庙里都躲不掉，这属于事件层面的构思皇冠官方下载，但能最终完稿，还是因为胡莘瓯、胡学践和李贝贝这几个人物逐渐丰满起来。人物定型后，小说的模样才清楚。

王雪瑛：胡莘瓯、马大合是Z世代青年，见证了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迅猛发展，马大合的底层逻辑就是流量、直播、带货、分成；而胡莘瓯的选择却是如何不被流量裹挟，努力“做好一个人”。马大合的生活状态也是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常态皇冠官方下载，而胡莘瓯选择从城市到乡村，从乡村到岛屿，他探寻人生在现实中的多种可能性，以及个体如何保持自我的个性。这是您对流量影响生活的审视吗？胡莘瓯的自我探寻也是当下现实中理想化的追寻吧？

石一枫：人分很多种，马大合是那种讲经济逻辑的人，他有什么事儿第一反应先往经济方面想，谁都想多挣点儿钱，这是正常人格，也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想法。马大合这种人不讨厌，我挺喜欢马大合。胡莘瓯也不是理想主义，他不厌恶金钱，不厌恶经济逻辑。他没这么清高，他本质上是个社恐，马大合是个社牛。他是因为个人创痛与个人性格的原因，觉得别人看他，他就难受。在看流量的时代，无数双眼睛互相看的时代，我们体谅一下社恐的人，他活得也挺辛苦。

石一枫：文学即人学，小说最大的任务还是研究人。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时代，人的定义也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。当了几百万年人，我们仍然在学做人，可能“学做人”才是人的本质。此外，什么是人的内涵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从胡莘瓯的选择来看，更倾向于那些最基本、最朴素的人类美德，比如仗义、纯良，有助人之心和同情的能力，我觉得他是个挺好的人。

石一枫：我对这个说法稍微存疑，写作会有艰难时刻皇冠官方下载，不过艰难时刻是不是意味着闪光，我觉得不好说。遇到困难，一定是写作能力不够，能不能解决好，怎么解决都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写《一日顶流》时，有段时间我在美国参加写作营，上午没什么事儿就在屋里写东西，挺好一创作环境，偏偏写得特慢，有时候一天只写一两百字。这种情况是我没把人物想明白，人物还不够丰富，只能等他们丰富起来，再来刺激自己的表述愿望。能专心致志地面对写作上的折磨也挺好，我觉得呕心沥血地创作，是作家应尽的本分。

王雪瑛：小说的情节发展不是依靠玄幻来构筑完美的逃遁，而是运用现实主义的硬核来展开一场深入的探索。胡莘瓯在岛上相处得最为亲近和随心的是人工智能“慧行”。它原本是存储于网络的一个程序，被赋能在一个送餐机器人的身体上，又被输入共情的程序，于是“慧行”与人交往时，不仅思维敏捷，还能体恤人的心情。当胡莘瓯与“慧行”道别时，双方都有些恋恋不舍。随着ChatGPT、DeepSeek等人工智能、数智技术持续性突破，人工智能体与人类的关系也是我们当下正在面对与思索的课题。

石一枫：我写过呈现全球监控技术的小说《地球之眼》，还写过涉及实景VR游戏和人脑增强技术的《入魂枪》。跟许多科幻小说不同，这种小说可以叫作科技小说，其中类似的技术并不完全是幻想，而是即将或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。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生活形态，改变了人际关系，也理应成为当下文学的题材。对这种题材的捕捉，也许是当下文学作品与更早的文学作品的某种分野。

石一枫：《入魂枪》写的是沉迷电子游戏的网瘾青年的成长，《一日顶流》写的是互联网社会奇特的因缘际会，肯定有相通的地方，比如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关系等等，不过各有各的侧重点。《入魂枪》因为有竞技情节，很多思路是武侠小说式的。《一日顶流》更像个“二傻子”奇遇记，类似于《好兵帅克》那种类型的小说，或者马克·吐温的《百万英镑》。《入魂枪》和《一日顶流》是不同类型的小说，对人物状态和情节演进的处理方法也不同。

石一枫：不敢说是素质，主要还是兴趣吧。我比较喜欢写新的、近的东西，因为这些题材能让我兴奋。一个事物你不能忽视它，但又不能轻易对它做判断，没有标准答案，这个状态似乎更有利于刺激人的思考。有标准答案的东西是没必要写的。说到兴趣，有些人对远的东西有兴趣，有些人对近的东西有兴趣，有些人看远的也是近的，有些人看近的也是远的，因人而异，我只能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，找到了自己的兴趣，也愿意把这个兴趣写出来。

石一枫：我是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人，阅读是我的生活习惯。我每天都得看点东西，不看就难受，人不能空着。我喜欢看小说，也和自己的专业有关系，算是把对小说的兴趣当工作了。《红楼梦》是不断被我重读的经典，有时候不是直接读，而是在脑子里想一想，过一过，也算重温了。毛姆的作品我也会重读。文学类之外的书籍，我还喜欢看知识方面的书，我对哪个知识领域感兴趣，就看哪方面的书。

石一枫：我现在的工作是专业作家，曾干过十几年的编辑。对我的第一影响是，写作别光考虑自己写得痛快不痛快，还得考虑读者看着舒服不舒服，这是当编辑给我带来的眼光上的影响。编辑是沟通读者与作者的中间环节，当过编辑的人读者意识会更强。我经常看小说，看看哪个作家有新作，经常看同代人的作品。我想看看同代人写的有什么好，什么不好，有什么与我不一样的想法。